作者：金民卿
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重要理论观点，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方针政策，构成了新时期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思想源头。不论从历史还是逻辑上讲，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论断的思想源头
1982 年9 月，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创立的标志性事件。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个科学论断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结论，这种长期历史经验的积累是从毛泽东开始的。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全面开展，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弊端逐渐暴露，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出来。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明确提出，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创造性结合，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
1956年三、四月，围绕着如何看待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历史功过的全面评价，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几次中央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再次结合、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具体道路。他反复强调，中国必须以苏为鉴戒，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决不能教条主义地硬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对此，薄一波回忆道: “毛主席在1955 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 同时，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而又比较系统的理论成果，他在这个讲话一开始就提出必须以苏联为鉴戒，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避免或少走弯路。1956年8月，他突出地强调: 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可能照着千篇一律的格式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是月的24 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多次谈到要把普遍原理同具体特点结合起来，突出民族特点，实现普遍原理的中国化，创造具有中国特点的东西。他说道: “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这些重要观点是他在思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的，可以说是他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来，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于书中关于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提法，他极为赞同，表示必须把“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
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出了判断政治是非的根本标准，初步提出了关于改革开放的思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哲学根据和方法论基础，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思想源头。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深刻而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二者之间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方面，可以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这个理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大创新，为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拨乱反正，制定改革开放政策，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各方面体制改革，提供了深层次的哲学根据。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必须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思想是新时期党科学把握主要矛盾的前瞻性判断，是明确提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哲学根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后者是非对抗性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强调必须用辩证法思想来处理这些关系，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既要抓好主要矛盾又要解决好非主要矛盾，这种辩证法思想必须要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些论断为新时期提出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理论、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方法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依据。
毛泽东根据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判断政治生活中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基本标准:“( 一) 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 ( 二) 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 三) 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 四)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 五) 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 六) 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1979 年，在启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系统阐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的直接理论来源，就是毛泽东所论述的六条基本标准。邓小平讲道:“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接着说: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所谓不是新东西，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就是说毛泽东早已经讲过的这些原则，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的这些原则。
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一些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制定改革开放政策提供理论准备。在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结构方面，他明确提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性都没有，也就是一定要合理调整体制机制，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管理权限，充分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他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学习外国、对外开放要搞两点论而不是一点论。他说道: “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在依靠自己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关系上，他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基本方针，强调必须破除迷信，埋葬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搞好自己的建设，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这些论断明确了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和根本原则。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
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对基本国情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分析，为科学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总的依据，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
科学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是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什么时候能够正确地科学地把握基本国情，什么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相反则会遭遇到曲折甚至严重挫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 “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中国的国情实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在这个方面，毛泽东做出了艰辛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他明确提出: 中国是一个大国穷国，就是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1955 年，他提出了“大国穷国”的初步概括: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1957 年，他再次指出: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1960 年，他提出了“一穷二白”的论断: 帝国主义列强“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 白就是文盲多”。“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1962 年1 月，他又用“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凝练地概括了中国基本国情:“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个概括后来被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直接引用，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强调，中国的国情特点最突出的就是两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邓小平的这个概括，无疑是直接导源于毛泽东的。
在对国情状况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分析。1958 年，因为急于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和当时大多数中央领导都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忽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片面追求大跃进，造成了重大损失。经过曲折，毛泽东开始冷静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1959 年底到次年初，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对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做出了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判断。毛泽东指出: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才算是建成了社会主义，由此阶段经过更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他继续说道: “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这实际上就是做出了中国尚处于并将长时间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初步判断。这个判断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情依据和出发点，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源头。
基于对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和长期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不能设想得太快、太容易，根本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不能太急，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难免会出现曲折，遭遇各种困难，因此，“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鉴于工作中曾经出现过急躁盲动的错误，他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反复强调: 中国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至少要一百多年的时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性的分析判断，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战略决断，具有极大的前瞻性和启发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关于基本国情的判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甚至关于初级阶段时间的判断等，都与毛泽东的说法极其相似。
四、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思想源头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论断，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思想源头。
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行动指南之后，毛泽东就始终不渝地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经过长期奋斗，到了1949 年，中国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建设的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制度取向: “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次强调，中国的制度选择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就是要领导中国人民，“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党和国家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20 世纪50 年代中期，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他毫不动摇地宣告: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说道: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 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 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口号，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认同，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开始谋划社会主义中国的奋斗目标。20 世纪50 年代，他多次宣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确定了中国发展前进的远大目标。1954 年9月，他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将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目的一定要达到，一定能够达到。1956 年8月底，在党的八大召开之际，他再次宣告: 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从那时以来，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一直作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和目标追求。
为了把这个伟大目标具体化，毛泽东科学谋划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战略，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了“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规划; 20 世纪50 年代早期，他提出了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他提出了要过好民主主义的关、过渡时期关和社会主义关的“过三关”思想。经过反复的思考和调查研究，1957 年2 月，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 年底，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和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极大的前瞻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逐步得到实现。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源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造。人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只是从邓小平谈起。其实，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做出了重要探索和重大贡献。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他明确提出要创造中国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形成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强调，为了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总结中国经验，产生自己的理论家，创造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他指出: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理论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多次谈到要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像马克思撰写《资本论》、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一样，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是他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任务。其实，这不是教科书的问题，而是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和经济发展道路的问题，探索更加合理的、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学观点，邓小平高兴地评价道，这“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所提出的重大理论任务的回答，当然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
在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创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他率先提出: 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把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对立起来。商品生产本身是没有什么制度性的，它只是一种工具，看一种商品经济的制度特征，“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使商品经济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的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一定要“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一味否定商品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是违背客观法则的”。
这些论断对邓小平推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极大的理论先导作用，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许多论述同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有些人一味说毛泽东不懂经济，阻碍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等等，甚至有意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问题上制造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对立，这种做法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就是刻意地回避历史。
正因为看到了商品生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高度重视，强调要认真学习和利用价值规律，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他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指出，在对待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问题上，既不搞教条化也不搞西化，可以在搞国营的基础上搞私营，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搞资本主义。这些分析对新时期我国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源头
在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党和国家制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外交工作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重大原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源头。
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要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中国必须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必须正确处理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要以重工业为重点，但重工业要多些快些发展，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上，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坚持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在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上，必须统筹兼顾，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过分集中; 在经济建设的基本方法上，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搞好综合平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勤俭办事。
在政治建设方面，他提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政治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政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关系，如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 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必须牢牢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坚决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促进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扩大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到巩固国家政权的高度; 必须反对官僚主义，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在文化建设方面，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部工作的根本指针，必须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它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新中国的首部宪法当中，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意志，把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即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在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方面，他提出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科学文化知识; 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明确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在外交工作方面，他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确定了新中国处理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则; 在世界总体格局上，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要加强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 在党际关系上，强调各个国家的共产党是兄弟党而不是父子党关系，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重要原则和论断，为新时期我国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科学判断时代特征、参与国际事务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七、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科学论述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观点，探索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形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思想源头。
毛泽东深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论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点是判断政治是非最重要的标准。
毛泽东高度重视执政党建设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夺权全国政权后，成为领导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必须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因为取得了革命胜利，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状态上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此情况下，有些人将会在胜利面前丢掉优良传统，失去党性，丧失意志，甚至走向革命的反面。为此，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确保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始终保持优良的作风，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他针对新的形势和特点，及时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紧迫任务: 必须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维护党的高度团结统一; 牢固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依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坚决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倾向; 必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警惕和预防党的干部腐化腐败、变质变色; 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他提出了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科学论断，明确指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必须始终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 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他还从社会主义制度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高度强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即坚持马列主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坚持民主作风，善于进行自我批评;并初步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设想，明确提出自己希望退出领导岗位，提出了在中央领导中设置一线、二线，推行党代表常任制和领导干部任期制。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着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创新成果，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源头和直接理论来源，把毛泽东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先驱，不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不过分的。
当然，必须看到的是，毛泽东的探索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也遭遇了严重曲折并留下了沉痛的教训，这些经验教训都是后来人发展进步的宝贵财富。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讲道: “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我们应该从这些教训中获得启发，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历史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已经愈益成为全体中国人的集体共识，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或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极端错误的。其次，必须科学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这是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 当前，我们就是要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坚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不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再次，必须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同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性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基本条件，不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就会片面地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陷入主观主义和空想主义，不尊重群众的创造性就会错失发展机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牢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实现客观与主观的良性互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最后，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凝聚集体智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改正工作失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我们既不能幻想不出现失误，也不能在失误面前惊慌失措，而是要以真正共产党人的气魄勇于知错认错纠错，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3月)
